“第九十八章·羽林公爵”(11 / 15)

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

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至变得与禽兽无异。

险恶的环境,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

集中营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

唯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

集中营的生活,可称为一种

“暂时的生存”,我们可退一步把它称作

“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

“暂时存在”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

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中暴露出来。

我擦,我觉得我处于写论文的状态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暂时的生存,并不能为以后的人生做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前进。

以失业矿工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就显示出这类工人每为时间至

“变形”所苦。这种内在时间的

“变形”,肇因于失业。不知道何时可以解脱,同样活得没有未来,活得茫无目标。

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者、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

把目前的

“暂时存在”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

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

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

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斯宾诺莎《伦理学》我们只要把痛苦的情绪,塑成一幅明确清晰的图像,就不会再痛苦了。

若想重振营中俘虏的内在力量,首先就得为他指出一个未来的目标。尼采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

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

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

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

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我想,这

“正确答案”,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主观真理。)很久以来,我们即已不再询问

“什么是人生意义”了。这种天真的质疑,是由于把人生看成借着积极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实现某个目标所致。

我们早已彻悟,人生意义的涵盖面不止于此,它包括生存与死亡,临终与痛苦。

一旦看透了痛苦的奥秘,我们就不愿再以忽视、幻想或矫情的乐观态度来加纳请或缓和集中营内种种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反而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担的负荷。

我们不再退缩,只因为我们已了解痛苦暗含成就的机运。正是这种机运,使德国诗人里尔克写出“有待了解的痛苦,何其多也!”他们对生命再也没什么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