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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认为，有明一代的皇权根本没有到达所谓“独c”、“空前膨胀”的地步，这一点除了国事决策的过程可以证实，也可以从大明言官——尤其是原历史上万历中后期他们对皇帝的个人批评，甚至应该说猛烈抨击可以证实。

其实早在明代以前，中国很多朝代都设有专门的进谏官职乃至相关部门，负责劝谏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无道而损害整个统治阶级，乃至国家整体利益。

这就是文人所谓的“道”，也是儒家学说中高于一切，当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于君主的最终原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这也是“忠”的最高体现。

所谓犯颜直谏，便是建基在这个“道”之上，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何敢于直谏者往往为后世冠以“忠臣”之名。

当然，谏官固然有责任劝谏乃至批评君主，但无论是何朝何代，言官进谏都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有着许多语禁与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中说：“这些戒律言官进谏时需注意的语禁以及各种限制包括不得扬君父之恶，严禁以下讪上；臣子进谏要‘不可则止’，即在规谏君主时，君主如不采纳，必须适可而止；‘非礼勿言’，即臣下进谏时必须注意事理、形式、态度、分寸，恪守礼法，讲求进谏的态度和技巧等等。

与这类观念上的戒律相应，历代法律都有惩处言罪之条，如非议朝政、触犯忌讳、妖言惑众、冒犯君长、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这项各代王朝皆为言官群体遵守的规定，到了明代，尤其是历史上的万历中后期，偏偏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言官对于万历批评之激烈，甚至可以说是对万历个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击。这种激烈，恐怕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评》中，对言官批评万历情况有这样的描述：“早在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

万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也指责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之中。”

又如《明史》记载，户部给事中田大益在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上书抨击万历个人操守：“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

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

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

在将万历比为桀、纣、幽王、厉王、桓帝、灵帝、徽宗等历史著名昏君后，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说道：“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

这骂得可够狠？说是狗血淋头也不为过了吧？可是朱翊钧对此的态度又如何呢？

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是对于皇帝个人的全方位攻击，万历对此的态度居然只是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会。

对此，《明史·田大益传》是这么记载的：“上章者虽千万言，万历大率屏置勿阅。”——任你骂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当没看见。

朱翊钧这样的反应只是因为脾气好吗？显然不是，他要是脾气好，当年张居正怎么差点被挖坟鞭尸的？

原历史上万历对待言官的集体激烈抨击乃至谩骂，皆采以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