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千余万两，黄金三十万两”，那时西方尚未进入大航海时代，海洋贸易的获利就已经如此惊人。正是看中这自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庞大收益，朱棣继位后，重建了曾因倭寇侵扰废弛的市舶司，建较为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

万事俱备后，明廷以郑和为使，率领船队穿梭于各国之间，打着赍赏的旗号开展官办贸易，为“靖难”后百废待兴的大明打通了条经济输血大动脉。通过将瓷器和丝绸等中国高端产品贩卖海外，大明攫取了巨额的商品差价利润。

在郑和船队购置带回国的主要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岛的价格仅为0.01两/斤。据《明会典》记载，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达0.2两/斤，差价十倍于产地！

胡椒并不占多少空间，因此即便是加上运费，利润也十分可观。谁能说大明上层只是单纯地想着“满自的穷奢极欲”，无视这巨大的利润空间呢？这本万利的意，正是有赖于郑和下西洋才能做成。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非但不是“不敷出”的赔本意，反倒是为大明王朝带来巨额财富。

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语道出了下西洋的“多赢”效果：“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国用亦羡裕矣。”下西洋对于经济以及国家财政的裨益，于此可见斑。

更加重要的是，郑和下西洋不仅直接给朝廷带来了巨大收益，且还给地方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溢出效应，带动了不少地方经济的发展。

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苏州府太仓州为例——“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经今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

按照郑和亲的《通番事迹之记》碑中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全部是由太仓刘家港出发，每次也都以刘家港为返航的收泊地。

郑和使团不仅带回了西洋各国的奇珍异宝、特产品，也将批批外国使团迎来送往，将大量的中华物产输向世界各国。

这样一来，太仓的刘家港不但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也成了明廷对外交往的岸。明人称颂其盛况道：“今永乐承平之岁，薄海内外，靡敢不服，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大船，次第来舶，太仓复旧之宏规。”

后来清人追溯其繁荣景象道：“是时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咸欣其便，遂称为天下第码头，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

因下西洋受益的不是个太仓，实际上在大明版图内，江南乃至岭南许多地方的经济迅速受到下西洋的带动效应影响。

比如说，当时的佛山便从“孤村铸铁”成为商品运转中。些需要从国外进的日常用品，由奢饰品价格降为了日用品价格。自永乐朝起，在朱元璋时期秉承海禁政策的明朝，不过十年时间，迅速出现了东南经济繁荣的景象，郑和下西洋显然功不可没。

由此种种，高务实得出很明确的结论：大明通过郑和下西洋的官营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获得了大量财富，还带动了相关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那它后来到底又是如何难以为继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解答起来倒也不难，尤其是对于经历过红朝国企改制时代的高务实来说，这题简直是送分题。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垄断经营活动，根本就不尊重经济规律，味由皇室独占海外贸易的收益，不给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分杯羹的机会。

再加上不能正确应对海外贸易带来的商品过剩问题，皇帝简单粗暴地采取“折俸”段，导致朝廷官员不但没有从海外贸易中获益，反因此利益受损。就这样，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不均衡，最终导致郑和下西洋被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