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无巧不成书，但江浙海商们倒霉竟然倒得如此密集、如此环环相扣，那显然就不会是单纯的倒霉，而是京华在故意针对他们了。

这些大海商们本身也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自然也发觉出了其中的不对劲，于是私下一串联，最后便决定去太仓开个会。

之所以要去太仓开会，主要是由于王锡爵的关系。王锡爵乃是苏州首富，只要南京的魏国公府不出来争抢名号，那他大概率也是东南首富，妥妥的江南商道扛把子级别的人物。

不过这并不是江浙海商去太仓州开会的主因，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王锡爵本人目前仍处于丁忧之中，他确实没法在此时离开家乡——这种举动对于他天下至孝的名声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就只好让别人来迁就他了。

不过，众海商一到太仓就赶上了一条大消息传来申时行的信使虽然姗姗来迟，但总归是到了，并且带来了京华的“宣战书”。

一阵哗然之后，海商们分成了两派。

大多数江浙海商对于京华的狂妄显得义愤填膺，纷纷叫嚷着要让京华好看。主流说法是高求真竟敢以眇眇之身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乃取死之道也，吾等此番便要一正天下公理，膺惩此獠！

客气一点的说法则是高龙文此举属实不智，但恐怕是有小人游说其中。然我等谦谦君子，岂能效那匹夫之举，动辄喊打喊杀？不如先联名致书白玉楼，使高龙文知晓其中利害，如此或可使他回心转意，庶几两全其美。

只不过，在这两派的背后，还有一些人嘴上或支持膺惩派，或支持协商派，可心里却早已打了退堂鼓，觉得己方根本斗不过京华，还不如早些投降，干脆遂了高务实的意算了。

这最后一种人其实并不笨，也不是天生软骨头，只是他们的生意实在离不开京华。

江浙海商并不是个个都以贩卖丝绸为生，还有很多人从事的买卖是需要从其他地区拿货的。譬如说瓷器，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从景德镇运过来，而长江航运的霸主毫无疑问也是京华。

用京华的内河航船运输物资，不仅船只优异、运输价格波动小，而且京华的面子也足够大，沿线各地都不会有人敢对它设关设卡，这些优势都是其他航船远不及的。

甚至还不止是有景德镇的瓷器，京华自家的禹瓷钧瓷，避讳朱翊钧也是被追捧上天的热门好货，这让瓷器海商们怎么敢轻易和京华撕破脸？

义愤填膺又如何，难道真就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一时气愤，便敢说老子不吃这口饭了？

更不要说朝廷搞漕运海运并行之后，一旦黄河有事，江浙海商还有不少人搞运粮的买卖，而江浙一带的农业，现在实际上以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主，大部分的粮食要从湖广一带运来。

这就又转回了长江航道的问题，一旦京华不供货，他们要运什么？运沙子去燕京，插标卖首送人头吗？

所以这样一来，其实只有丝绸海商们是“不怕事大”的，因为京华至少现在还并未涉及丝绸产业——其实有也是有的，不过京华做的是辽东的柞丝，双方的产品档次不同，针对的买家不同，跟他们不存在直接竞争。

这样一来，与会众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搞得王锡爵这个地主头大如斗。

王锡爵本人当然是强硬派，他是苏州首富嘛，是大明苏丝、苏绣产业的霸主，他又不需要看高务实的脸色吃饭。

只是他的身份却严重限制了他，使他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

一来他作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必须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不能仅凭自己一时喜怒而表态。

二来他和高务实不同，高务实作为经世实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平时就敢展现自己有钱这个事实，甚至把赚钱当成一种实践其经世实学理论的手段。

可他王锡爵是心学大佬，之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