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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也先发现，合着老子手里这不是个香饽饽，是个烫手山芋啊！

所以土木之变后，蒙古人其实根本没捞到什么好处，这事儿谁主导的？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

这下清楚了，大明的文官集团根本不怕战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文官集团只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战的一个文官集团！

那么问题就转回来了，既然这个文官集团如此好战、如此刚烈，连跟人谈和都视为不能容忍的耻辱，那为何大明的军事实力还是不断下降呢？

甚至大明搞了几次军事改革，也没能抑止这种下降的趋势，顶多也就暂时性的延缓了一下呢？

因为根子就歪了。

朱元璋这位丝毫不懂经济的太祖，制定了一个必然会快速崩坏的卫所制度作为明军的根本制度，而且还特别喜欢搞“祖训”，要求子孙后代不得违背，这才是后来那么多名臣名将都救不回大明来的真正原因。

不可否认，朱元璋所创建的卫所制度在元末明初战乱年代，确实能够明军充裕的兵员以及粮草。然而随着国家的安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兼并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卫所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肯定会被逐渐固化的阶层占据，此制度因此就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

正统十年，边防大将蒋贵上疏“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连大同、宣府这等军事重镇之中军田，被占据的现象都如此严重，其他地区可想而知只能更甚。

果然，十余年后，形势非但未曾有所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正统二十二年，“黄绂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

作为保家卫国的军人，竟然到了妻子衣不蔽体的地步，可见明中期军士地位何其低下，生活何其艰辛。

明中期“海内燕安”，各地边军闲来无事，于是朝廷频繁调动各地外戍兵卒入京驻防，谁知踏入京城的大明将士却发现，自己成为了朝廷各衙门以及勋贵们的奴隶苦工，什么事都要他们去办，尤其是各种工程，不去雇佣工匠，偏让军兵去做。

因此，士卒都不愿到京轮防，而常常耽误期限，朝廷却仍然不恤军情的对其重罚，轻者前往边塞罚班数月，重者长达年余。在这种极端严苛的军事制度下，军人的地位跌至低谷，因此士卒的大量逃亡乃至兵变，便不可避免的在各地卫所相继发生。

弘治年间，明孝宗朱祐樘意识到国家正步入衰落，便从经济民生、朝堂政治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孝宗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宽厚仁和、勤政躬亲、励精图治，朝堂上下为之一清，史称“弘治中兴”。

然而军事方面的改革却是积重难返。弘治元年，时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便上言“虽解到卫所，随逃者十常八九。”即便经过对将领家臣的清理，却也只清出了百分之二三，相较于大量兵员缺额，这只是杯水车薪。

到了弘治五年、八年，巡按御史张泰接连上疏甘州多地田地肥沃之处，均被总兵、太监占据，驻防官军之衣食不足，已经到了动不动就饿死人、冻死人的地步！

此外，不仅仅来京换防的士卒遭到奴役，连同京师“十二团营”京营将士也逃不掉徭役之苦。团营十二万精兵中每年被抽拔做工者多达两万，而且一去便是两到三年，因此连待遇相对于其他边军来说还算“较好”的京营将士也多有逃亡。

因此高务实早就认为，卫所制度不改，兵归将有的体制不变动，这个军事改革换了谁来都没用，甚至让他高务实自己挽袖子上去，也干不成什么事，顶多就是跟李鸿章当年的自嘲一样，做个“裱糊匠”罢了。

可是裱糊匠的工作只能吓唬人啊，他也不是没有做，譬如京华火枪厂和京华火炮厂就是典型的裱糊匠工作——对他京华集团来说不是，对大明来说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