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天津新增的文职衙门虽多，但三个最重要的新设衙门中有两个都是户部直辖的，可见天津的地位提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而其中高务实的参与度可谓是非常之高。

不过以上衙门虽然重要，但重要在于具体事务的处理功能。如果宏观一点来看，天津行政地位的提高还是要从“达官要员”的设置来论。

在原历史上，天津由军事型政区转变为地域型政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纯军事堡垒(永乐到成化年间)——军事型政区为主，地域型政区出现(弘治到万历中期)——地域型政区进一步发展(万历中期到清雍正三年)——地域型政区正式确立(清雍正三年)。这是天津地域型政区从出现到发展再到确立的大致过程。

首先是地域型政区的肇始——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天津城内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及其官长历来争权夺利，遇事则推诿扯皮。

究其原因，主要是长官级别一致，三人同处一城，偏偏互不统属，使得天津卫城的管理不善，以致“顾乏帑积，势不可猝办”。

天津作为“密迩神京”的漕运重地和中转中心，三卫的混乱管理状态必然使天津卫城出现某种失控现象，最高当局不得不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弘治三年(1490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白昂向朝廷提议：“弘治辛亥，用廷臣议，始于山东按察司员外置副使，以玺书命之，使整饬兵备于天津”。

朝廷接受了建议，遂于弘治五年维修卫城，“自城壕起东至大道，南至王千户庄，西至稍直口大道，北至马家口。南北长十里，东西阔八里，军民开种，照数纳粮，旧为豪右所据。弘治五年修城，奏复之，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共计价银贰佰伍拾余两，收储在官，均之造砖”。

可见，天津道整饬副使不但有军事职责，也有行政职责了。此后，天津城的管理权开始统一，军民也由此分治，剥夺了三卫的行政大权。

应该说，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是天津城市由军事管理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过渡的开始，也即由军事型区划向地域型区划的过渡。

其次，地域型政区的进一步发展——天津巡抚的设置。巡抚的来历和现状在本书中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解释，这里也不多说，此处单说“天津巡抚”的产生。

天津原本是没有巡抚的，因为此前似乎并无在天津设置巡抚的必要。然而，日本发动侵朝之战后，明廷很快决定援朝抗倭，由此就需要解决出兵所必然带来的后勤压力剧增问题。

于是，在高务实确定了主要后勤由海上提供的原则(不是说陆上就不运了)，并且得到皇帝认可之后，他很快就相应地提出了在天津设立巡抚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批准的过程并不复杂，其中也并没有多少困难，但是对于天津巡抚的辖区、职责和权限等问题，从朝战开始至今，朝廷在数年之内已经调整过了两次。

第一阶段，万历二十五年，天津巡抚自保定巡抚析置，专饰海防，但无陆上辖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李如松他们提供海上运输的补给，基本都是运往朝鲜半岛的西部沿岸。

之后，由于停战协议签订，朝廷内部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此职是为战事特设，现在仗打完了，自然应该“事毕即裁”，于是又把天津巡抚裁撤掉了。

高务实当时稍微提了一点反对意见，不过他又不能直说这停战协议只是废纸一张，因此说出来的理由也只能是“不若待大军撤尽，确定倭人已无再犯天朝藩篱之意，于是裁撤不迟”。结果这话的立足点被认为过于保守，因此没被采纳。

第二阶段，当然就是朝战再起之后。这一次“复置时，割保定巡抚辖区之河间府，顺天巡抚辖区之武清、宝坻二县，永平府之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