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一般与地方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结合，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来进行使用。

高务实当时作为在基层政府工作过多年的年轻干部，算是亲身参与了这方面的实践，再加上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又进修的经济，因此对这些事情算得上门清。

当时的分税原则有五级财政体系的分税，其中每一层级的上级政府都有权制定与下一层级的分税制方案。其共同规律是：财权层层上解，事权层层下压，越是末端层级的政府，其财政状况越是窘迫。

正因如此，当时高务实在基层听人开玩笑说过，“中枢富丽堂皇、省里风风光光、市里摇摇晃晃、县里拆东墙补西墙、镇里全是哭爹喊娘”。

不过这个说法只是基层干部自嘲，其实大家都开过无数的会议，早就统一了思想，也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所以，自嘲归自嘲，倒也没什么人是真从思想上抵触这一改革的。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人完全没有理由自卑，至少这样的精神在国外就几乎没几个官员能够具备。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一直坚信，舍小家为大家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以至于很不理解西方人那种“只要我自己高兴，管别人死活作甚”的所谓自由。

转移支付，就是这种思想的升华。所谓转移支付，用最朴实的语言来表述，大抵就是从富裕地区收税，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基础建设之中，以此来尽力拉近地区发展水平，抵御地区发展在过度自由下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打造一个更加公平、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红朝这么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这本来就是它的理想和目标；大明也得这么做，但原因显然没有那样伟大，只是因为不这么做会出大麻烦——比如江南财阀逐渐渗透和控制朝廷话语权。

如果没有高务实的干预，原历史上后来的东林党不就这么做了吗？大明不就这么完蛋了吗？

高务实之所以坚持认为朱翊钧提到的三件大事里头，漕军骚动是必须第一个摆平的问题，正是因为他希望趁着伐元胜利的威望正在顶点，而且播州和朝鲜都有大战需要面对的这个当口，戳破财阀间接干政的真相，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打击，并且从此为他们画下一道红线。

只有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做这件事，自己手里的权力才会最大化，面临的阻力才会最小化，因此最后的效果必然最佳。要是换个时间点，恐怕多多少少都会差点意思。

因此高务实用尽量简单的语言向朱翊钧解释了一番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并且尽量将之说得更符合这个时代的思想主流。

于是朱翊钧听完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劫富济贫吗？这事我看可行，而且完全应当——不能总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务实，你这番抱负也正是朕之抱负！”

两个人于是又就一些相关细节讨论了一会儿，都喝下去了半壶酒。过了一段时间，朱翊钧看看沙漏，发觉时间紧张，生怕事情讨论不完，连忙先把这个话题止住，转移到了第二件事上，问道：“江南的事情先说到这儿，接下来你认为应该先平播州而不是朝鲜，这又是为何？”

“有两点，第一点皇上应该能猜到：攘外必先安内。”高务实道：“播州不靖，不仅西南难安，而且那儿本来就归南京管，这又会影响到咱们从南方调集军力财力支援入朝作战……”

“且慢！”朱翊钧睁大眼睛，很有些不解地问道：“你说要在南方调集财力，这我倒还可以理解，但为何要从南方调集军力？倭寇有多少兵力啊，咱们九边百万大军，随便抽调一些就应该能把倭寇一路赶下海喂鱼了吧？”

高务实微微挑眉，道：“好教皇上得知，倭国当前的总兵力大概在五十万左右，这还是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征兵的前提下。”

朱翊钧果然大吃一惊，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