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力量的也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大明朝的力量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统治阶级又有内部细分，这些细分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事实上很像是画了几个圆，而几个圆既有各自的部分，也有相交的部分。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在大明朝同样适用。文臣武臣各有其基础，文臣的基础是地方士绅，也可以说是全国各地的私人地主。

文臣内部又能继续细分，比如江南一带的地主往往不仅是地主，同时又是商业集团，其中还有不少原本从事海外走私的商业集团；北方地主原本相对“单纯”，但经过实学派一顿操作，现在也逐渐商业化，形成了另一类商业集团。

两个商业集团自然会形成竞争，而北方商业集团原本底子不如南方商业集团，可现在由于有京华这个开挂的存在，反过来压制了南方商业集团，那当然会引起南方商业集团的反抗。

这，其实才是实学派和心学派斗得如此激烈的根源：理念或许可以商榷，利益坚决不能妥协。

文官集团如此，武臣勋贵又何尝不是？武将集团也分两类，一类是勋臣集团，他们靠着祖先余荫而掌握着大量的利益——比如天量的军屯、无数的军户等等；另一类是战功集团，他们凭着自身努力提高官阶，并且掌握了一支理论上只听从于他们本人的核心武力，也就是武装家丁。

前者拥有世袭的地位和经济实力，后者拥有朝廷必须倚仗的武力，合在一起便是武将集团，理论上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

不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事实上很难真的与文官集团对立，相反还要向文官集团靠拢，选择文官集团中的某一派系作为自己的后台。

之所以会弄成这样，其中的道理在前文中多次说过：代表武将集团利益的五军都督府在土木之变后被彻底阉割。由此，五肢不全的武将集团找不到、也推不出自己的代言人，那自然没法争取自己的利益了，只好各找各妈，纷纷去抱某一派文官的大腿。

但此时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出现了：皇帝本应该是超脱文武集团的仲裁者，在文武力量不对等时，难道他不应该抑强扶弱么？

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但一个政权进入稳定期肯定会是文官集团强于武将集团，这是古往今来最常见的趋势，否则就会变成****。

明朝因为太祖皇帝的“不征之国”原则，本质上就是从制度上反对了****，也就是限制了武将集团的上限。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官集团的强大不受制约，而武将集团稍微反弹就会遭致猜忌，再叠加一个土木之变的DEBUFF，武将集团的衰落大势已成。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没有感受到武将集团衰落给其统治带来巨大危险，自然也就不会有动力去给武将集团站台——毕竟在皇帝看来，大明朝的文官体系不足以威胁他，所以文官集团权力扩张总好过武将集团权力扩张。

然而高务实需要力量来支持他的改革，首先拉拢的就是最容易被他拉拢的武将集团。武将集团原本就需要强力文官支持，高务实不仅能提供政治支持，还能带他们发财，那自然一拍即合，但这下子就为将来埋下了隐患。

至于红利，那自然是必须的，任何一个领导者想要顺利掌握名下的势力都有前提：基本前提是你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更进一步的则是你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武臣勋贵和掌兵武将能够二十年如一日拜倒在高务实门下，显然不会是因为受到高务实的人格感召，而是高务实既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又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勋贵集团加入海贸同盟，不仅在高务实的帮助下甩掉了京营乱摊子，可以丢掉作战责任专心用生产建设兵团赚钱，还能在海贸活动中大赚特赚，自然会全力支持高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