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便用谁，他想黜谁便黜谁，这还得了？

何况以皇帝眼下对他的信任，如果再添那样一场大功，指望皇帝反对他的意见，这本身就已经近乎梦呓了。恐怕到了那个时候，高务实唯一有可能算得上“弱点”的，就只剩一个“功高震主”了。

然而，那还得皇帝真认为他的“功”高到能够“震主”才行，而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似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大明朝的权力架构原本就与过去历朝不同。大明连宰相都没有，内阁即便是首辅也没有“开府”之权，朝廷一切的行政、军事、司法大权归根结底全在皇帝一人之手。在这种权力体系之下，高务实拿什么“震主”？

在大明朝，如果光凭声望就能震主，那当年的于谦又怎么会死？要知道，高务实眼下即便立下灭元之功，但这功劳即便再大，性质上也只是锦上添花，于少保当年那可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差不多可以算作是再造大明了呀！

可是于谦的下场如何？英宗复位之后，一个谋反的罪名扣上去，于少保立刻被拿下，最终被判斩绝，而于谦本身也没有任何抵抗之举，甚至连辩驳都没有——他是明白人，知道事已至此，自己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不如不说。

可笑的是，当初迎回英宗这事还是于谦力主的。原本景泰帝朱祁钰是不想将哥哥英宗迎接回来的，是在于谦的极力主张之下，朱祁钰才勉强同意了将英宗迎回。因此，张廷玉在《明史·于谦传》中还特意记载：“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

正因如此，以至于景泰八年代宗朱祁钰病重，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朱祁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虽然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但后来还发生了一点小故事。

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先诬陷于谦等人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

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

奏疏上呈后，英宗想起自己能回来也多亏了于谦力主迎接，不免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谦实有功)。”徐有贞连忙进言道，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事关皇权，英宗也顾不得良心谴责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事实上，于谦被抓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彼时于谦手里仍实际掌握京师大部分兵权，如果他真要反抗，这政变能否成功都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于谦这一死给大明朝留下某种“政治遗产”式的政治思维，即大明的文官无论看起来拥有多大的权力，在皇帝面前也不会反抗，或者没有反抗的能力。后来的皇帝们之所以越来越敢于向文官放权，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掺杂其中。

那么，既然大明朝上上下下都不会觉得高务实能有“功高震主”的可能性，立下灭元大功之后的高务实岂不就可以算得上无懈可击了？到那个时候，高务实自身无懈可击，那他一旦打击异己，心学派靠什么抵抗？

这就好像两个人决斗，其中一人金刚不坏，他无论是神功精绝还是乱打一气，最终死的都只能是他的对手。这还斗什么斗，不如早早认命拉倒。

申时行愿不愿意认命拉倒或许还不好说，毕竟他这人和徐阶很像，没准能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但以王锡爵的性格来看，他是肯定不会认命的，一定会选择斗到底。

以眼下这般局面，高务实离“金刚不坏”看来已经只差这场胜利了，王锡爵难道真的会傻傻等到他获胜再去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