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摊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粮长，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既然大伙都要倒霉，那看起来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

于是，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告脱”，提桶跑路去了。

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大明朝来说，粮长问题依旧是广大农村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代表现象。

问题既然存在，高务实这个被看做是激进改革派的户部尚书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问。不过这件事爆发得过于突然，让高务实很难不怀疑其中有诈。

诈从何来，这需要反向推断，也是高务实一贯比较擅长的思路。比如粮长制，原先它导致很多粮长提桶跑路的一个大问题，是粮长往京师运粮的运输费需要粮长自己来出。

大明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粮长们原本只需要把运到南京，之后居然要运到北京，这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条鞭法广泛施行以来，田赋税粮可以折算成金花银上缴，粮长们除掉当地衙门留存的部分之外，剩余需要上缴中枢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带银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华来“托运”，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现粮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完全解决了，因为即便是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省份都改成了一条鞭法，西南方面只有一个成都府是收银子的，其他地区依然全部是收粮食。

另外，京华的“托运”也不是如后世红朝的快递业那般全国铺开，很多地区其实没有的，或者即便有，覆盖面也不大。

打个比方，京华在江南大部分地区或许一个县就会设一个类似于菜鸟驿站的托运代办点，但在西南很多地区，哪怕一个府也未必有一个，经常是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府共用一个托运代办点。

这就是私人资本不如国营资本的地方所在，即便高务实也无法例外。同样的情况就好比后世红朝和米帝在网络覆盖率方面的区别，米帝虽然是所谓发达国家、全球一哥，但在乡下那些人口少的地区网络覆盖率远低于红朝。

有些人一说某些发达国家网络平均速度高于红朝就很兴奋，却闭口不言他们的网速之所以快，是因为这些私营的网络供应商只覆盖“重点地区”，而红朝即便某个村只有几户人家也得保证他们不断网。(电力等系统也是一样。)

所以这能比吗？谁才是更在乎人民利益的啊？

可是如今京华也是私营的，高务实也做不到无视亏损全国铺开粮税及金花银托运。如果一来，假如真的全面取消粮长制，将来的税粮及金花银运输一旦出现问题，他这个户部尚书一定难辞其咎。

倘若为了避免出现那样的乱子，高务实就只能不惜成本地把京华的托运业务无序铺开，这又势必给京华本身造成很大的财务压力。

要知道，如今京华的托运业务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在南方，主要靠着河流水运，最终转向海运北上天津港；一条是在北方，主要靠着京华日益壮大的马队，负责区域则以九边沿线和相邻内陆省份为主，而黄河流域倒也能以水运做一定的补充，但并非主力。

在这样的规划下，西南山区甚至包括湖广的西南部——即后世湖南西部，都是京华很难深入开展业务的。当地倒也有不少水系，只是当地水系很多河流的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尤其是作为上游地区，一些地区的河流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