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拥有国资委的权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央企”二字。

这个词很有点意思，即便是在高务实穿越之前，都有不少人对央企抱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甚至有人抨击其为国家垄断，应该逐步废除。

但事实上“垄断”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汇，与所有制无关。纵观世界各国和红朝的反垄断法，都没有把生产经营集中度较高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称之为垄断企业，而只反对价格联盟、捆绑销售等生产经营上的垄断行为，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格局下的生产经营较高集中度。

彼时的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经济强国，均有生产经营集中度很高的多家私有“垄断企业”(如新加坡唯一超大型的企业就是国有制的淡马锡公司)。

一般大中小企业实际上是无法进入这些领域的，因而形成少数大公司与众多中小企业并存的现代企业组织结构。

红朝特色的企业组织结构，本来就不应该都是一般的大中小企业，而是既有特大型国有企业、又有众多大、中、小微企业(绝大多数是集体或合作或私有的企业)并存的现代企业组织框架。

那种不反对中外私有企业、而只反对红朝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集中度较高的说法，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竞争所要求的企业组织格局的；那种所谓红朝国有企业干扰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贸易的舆论指责，也是不客观的。

事实上，红朝当时的很多特大型国企在拥有国家资本注入、掌握某些“垄断特权”的同时，它们也承担了私有企业绝不可能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

红朝农村哪怕是居民很少的地区，国家电网也肯定不会拒绝给你拉线供电。同样的情况你换做在美国试试看？我一个私企，给你拉线供电要100年才能回本，你猜我肯不肯给你拉通这条线？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用电所需？你逗我玩呢，我是慈善机构吗？我是私企，我要的是赚钱！

当然，这也是此前说有限责任政府和无限责任政务之间的区别。

但既然如此，大明这个无限责任政府为何就不能效仿呢？

哦，是了，大明原本也有官营，但是失败的居多，成功的极少，甚至连盐铁专卖这种明摆着捡钱的制度，在大明朝的收入都不及过往的唐宋时期。

不过，高务实觉得这个问题的出现并非人的问题，而是政策太蠢：大明的统治者从朱元璋开始，根本就没一个懂经济的，他们连职业经纪人制度都想不到，更别提职业经纪人激励办法了。

让一群读圣贤书出身的行政官员去管企业，这是正常人该有的思路吗？

他高务实都不管京华的具体经营呢！京华的具体经营者从一开始就是高家自己培养出来的职业经纪人(各大掌柜)，提拔升迁也是看他们的经营业绩。高务实顶多在自己家里找几个具备专业才干的人去负责某方面的掌总，如高国彦之负责财务审核这种。

然而大明就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好像读了些圣贤书就真的什么都会了一样，其实一到负责具体事项就各种拉闸，尤其是官营作坊、场矿等。而除了读圣贤书的文臣，大明的宦官们也总是参与这些官营“企业”……那就更拉闸了。

所以官营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用人制度上，没有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如果户部将来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即便不新开辟其他官营项目，至少也能把现在大明许多官营作坊、厂矿扭亏为盈。

想到这里，高务实不仅暗道一声：好家伙，想不到我居然要给大明搞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了。

不过既然想到了这一块，高务实又不得不想到另一个相关问题，既红朝的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发现国有企业应该“抓大放小”，而现在大明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