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官员认为，此举变乱帝王统系，于礼不合，一再上疏反对，世宗不听。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侍显、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纯，凡八人下诏狱。

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

“大礼议”局势焦灼，杨廷和、毛纪、蒋冕先后因争大礼去位，费宏继任为首辅。

而原历史上的万历中期，朝野诸臣连疏请求神宗早定“国本”，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在当时，“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朱翊钧则强势打压群臣，“言官劝请豫教，盖被降罚，省闇几空”。

王锡爵也早在万历十九年疏谏朱翊钧，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朱翊钧也是不听，王锡爵遂以省亲为名离京。

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国本”之事，朱翊钧降献可外任，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封还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钧不留。继而王锡爵被召还，继任为首辅。

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当时，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

刘健、谢迁言“乞休”，即被允退。仅嘉靖三年数月间，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大礼”去位，吏部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

万历朝几任阁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国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钧也不留。由此高务实看出来，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

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比议大礼，则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

君臣冲突初起时，阁臣身处中枢，位近于百官首领，他们难于置身事外，事实上，刘健、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

而出现因冲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时，阁臣亦难于置身事外，他们势必要做出政治抉择，是持续性的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

阁臣若取直道强谏，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该种行为节义显见，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对政治原则的持守。但如此决绝，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此不仅系于个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着当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势中，失去了发挥持续性政治影响力的常规途径。

阁臣若缄默，直至委曲从君，这有助于当事者获得皇帝的信任，进而采取可能的手段来缓和紧张气氛。但如此为之，在强谏明志者前赴后继的政治氛围中，则不免要承受关于名节有亏的舆论指责，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焦虑。

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阁臣位势重要，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又皆有局限，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

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