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高务实本不愿直言，但此时此刻又不好不说，不过他其实也是谨慎过头了。曹簠作为他在辽抚任上的部将，又是他上疏从牢里“捞出来”的，现在每每给他写信都必称“恩堂”。

对于这样一个人，他自然有很强的影响力，别说皇帝听了不会觉得意外，就算申时行、王锡爵听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说到底，还是高务实自己不希望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个“人治社会”中的循吏，而总按照“法治社会”来要求自己的思维在起作用。而朱翊钧也好，申时行、王锡爵也罢，他们是习惯于人治社会的一切规则的，所以反而认为这很正常。

常言道“法不不外乎人情”，意思就是法律一般不会超出人类社会的情感之外，即基本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感情思想。因此，一切法律无论严格还是宽和，都应该是富含人性化的。

当然，这里的“人情”并非作为社会上流传的人情世故来理解，而是指人类的情感。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道德本是由人情而生化，故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人情的存在。既然如此，一个获救之人更愿意听从搭救者的要求，显然是一件完全合情合理的事。

或许，只有高务实才会下意识淡化这种人情因素，试图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讲道理”。

果然，朱翊钧笑了笑，很自然地道：“那就最好不过了，朕觉得你不如干脆说得细致一些，让他知道这一仗该如何打。”

好吧，这又是典型的高务实依赖症。在朱翊钧眼里，似乎只要高务实运筹帷幄之中了，曹簠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能照猫画虎打赢这一仗。

更诡异的是，似乎不仅朱翊钧这么想，申时行和王锡爵也有这样的担忧。

所以申时行此时不得不站了出来，主动开口道：“皇上，曹簠虽是辽阳副总兵，但辽抚就在辽阳，此事总不好越过抚臣而单由镇臣主掌。臣以为还是该由辽抚总掌军务，曹簠只管前线作战即可。”

这是大明朝的惯例，朱翊钧虽然知道李松和高务实不是一路人，但也没法直言拒绝，只是沉吟着朝高务实看了一眼。

高务实本来微微低着头，在感受到皇帝的目光朝自己投来之后，他抬头道：“臣以为元辅所言极是，辽东军务自然还是由督抚主导才是正理。”

朱翊钧悄然松了口气，要是高务实刚才出言拒绝，坚持让曹簠单独指挥这次作战，那自己就比较尴尬了。好在高务实始终是高务实，从不让皇帝为难，这才避免了皇帝的难堪。

但朱翊钧没有注意到，高务实这里玩了一个小小的话术：申时行本来只提到此战应该由辽东巡抚李松负责，却没有提蓟辽总督周咏，而高务实的回答却是“由督抚主导”。

督抚督抚，即便二者在理论上都是中枢特派官员，本身属于差遣官，并无品级差别，但从习惯上来说，总还是督在前、抚在后，总督在中枢的本职通常都比巡抚高一点。比如说当巡抚是挂佥都御史衔时，总督基本是挂兵部侍郎衔；巡抚若挂兵部侍郎衔时，则总督多半挂兵部尚书衔。

而如今，李松因为是初任巡抚，本职加衔并不高，只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而此时的蓟辽总督周咏则是挂兵部侍郎衔。

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兵部侍郎正三品，故一旦按照高务实的说法，此战“由督抚主导”，则当然还是得以蓟辽总督周咏为主。

更何况，这次乃是战事，总督除非不管或者分身乏术，否则管理上的“优先级”是要高于巡抚的，所以这次与当初高务实任辽抚时不同。

高务实任辽抚时，周咏作为高务实河南乡党出身的实学派官员，肯定不会与高务实意见相左，因此周制台根本没有插手高务实对辽东的任何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