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勋爵只有爵号和俸禄，不再有其他朝代的封地，不过皇帝将赐予“丹书铁券”来彰显功勋，以示皇恩。“丹书铁券”除了象征以外，还享有免罪特权。

这两套体系之中的宗室封爵体系在洪武初期制定，制度中所设立的主要爵位是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八等爵位。这些爵位，分封对象是皇亲贵族。

不同的爵位，享有不同的俸禄，比如亲王每年的俸禄是五万石，后来被削减为一万石。但是这些皇亲贵族的俸禄，还是要远高于功臣外戚体制下封爵的官员。

此外便是功臣外戚体制。明朝皇室为了笼络功臣外戚，又为了防止出现异姓王独大，威胁统治的局面，所以才将五等候制度设立在宗氏封爵体制之外。洪武三年六月颁布诏令，规定了五等侯的主要爵位和享有的俸禄多少。

根据规定：正一品为国公、郡公，从一品为郡侯。正、从二品为郡伯等——这些爵位都没有封地，且不论功劳怎么算，有一点是确定的：无军功者不得分封。

在俸禄方面，公爵的俸禄为两千五石到五千石，侯爵的主要俸禄一千石到一千五百石等。

这些爵位分为两种，一种是终身制，也就是不可以传承，本人去世则爵位断绝，这一类被称为流爵；另一种便是可以世袭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而且不搞“推恩”，永远维持，这就是世爵，即通常所谓的“与国同休”。至于给封哪一种，毫无疑问也是依据军功大小而定。

刚才提到大明朝的“丹书铁券”制度有其特殊性，这并非虚言，这个制度相较于过往的历朝历代的确不尽相同。

洪武三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分公爵十人，侯爵二十人赐“丹书铁券”。在制度上规定“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可是渐渐的出现了一些功臣，手持“丹书铁券”，作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再加上朱元璋晚年多疑，大肆屠杀功臣，于是封爵制度遭到破坏。

永乐与嘉靖年间，两位皇帝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修缮，但大体模式没有改变。明成祖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根据“靖难之变”论功行赏。但此时也出现了极个别不靠军功封爵的人，比如说处理了驸马之死，化解明成祖与宁国公主兄妹之仇的永新伯许成——当然这属于个例，并不具备普遍性。

时间推进到嘉靖时期，当时由于前任正德皇帝任性而为，朝廷开始出现了封爵泛滥、武官难封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嘉靖皇帝对于分封标准做了严格的限制，一方面重申了“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另一方面则是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

至此，明代的封爵制度基本定性。

嘉靖皇帝虽然到后期成了个“道君皇帝”，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统治前期还是比较有头脑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和唐玄宗李隆基多少有些类似。非要说不同的点，那大概是唐玄宗晚期更出名的是无限宠爱杨贵妃，而世宗嘉靖则是痴迷于道教。

那么，嘉靖早年为何要再次重申“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又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呢？

嘉靖皇帝最为后世认可的，是他的权谋手腕，以上两件事其实说穿了也同样是权谋。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这看起来只是重申一下祖宗制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不起就是给正德朝擦屁股，来个“拨乱反正”。

其实不然。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从根子上来说，是在打压已经在朝廷取得绝对优势的文官集团，给文官集团戴上枷锁。这是用一条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基本上将文官集团桎梏在勋爵体系之外，让他们不能继续扩大“势力范围”，把勋爵一系也彻底压倒。

为何这么说？如果除了军功之外的其他功劳也可以封爵，那么执掌朝廷大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