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多元。党委书记每月工资也只有 70 来元。

一年后，我转为行政 24 级，月工资涨到了 41 元。每次拿到工资，我心中都会涌起一种小小的成就感，但同时也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

记得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兴奋地走在公社的街道上。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

街道上的人们来来往往，脸上都洋溢着生活的气息。我想着要给父母买些什么，心中充满了喜悦。自从我开始拿工资后，每次回家时都会给父母带点东西，比如茶食、水果等，有时晚上到家，就顺便买一二十根油条。那时候，我觉得给父母带点东西是一种孝顺的表现，也是我对家庭的一点贡献。

但结婚后，我反而经常空手回家。这种变化连我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直到今天才想起。

我想，作为父母，当时他们肯定是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只是从来没有说破而已。他们总是默默地包容着我，支持着我，这种无言的爱让我更加愧疚。

1982 年春节，这是一个充满喜庆的日子。我和刘常英领了结婚证，然后去南京旅行结婚。

南京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们手牵着手，走在古老的街道上，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和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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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建筑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庄重，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我们在二姐迎男家住了几天后回到家中，请了亲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的祝福声就像一首动听的歌曲，萦绕在我们耳边。我们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了却了父母的心愿。这一年，我 24 岁，常英 26 岁。

婚后，我们仍然分居两地。不同的是每次周末，除了母亲，还有新婚燕尔的妻子也在期待着我回家。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为期 9 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常英也经历了务农九年的艰辛岁月。

每天清晨，太阳还未升起，常英就早早地起床，扛着农具走向田间。

那瘦弱的身影在广阔的田野里显得有些孤单。田间的微风轻轻吹拂着她的发丝，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她在田间辛勤劳作，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

婚后，我把妹妹的户口迁到了河汊，并通过当时分管工业的向主任安排她在社办厂做了一个亦工亦农人员。

那社办厂坐落在小镇的边缘，简陋的厂房里机器声轰鸣。妹妹来到这里，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她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有些沉闷的家，开始新的生活了。我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逃避当时在生产责任制形式动荡初期，每年要出劳务工、种责任田的麻烦，我根本不在乎妹妹能不能挣到钱。

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开心一些。父母的心思我非常清楚，妹妹到了河汊后，虽然生活简单清苦，但她却开心得不得了。

常英和我结婚后，辞去了社办厂的工作，回到家中，当起了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成了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岳母看着自己的女儿，眼中满是心疼。那是一个宁静的午后，岳母来到我家，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心疼地对我说：“在家里，就这么一个宝贝，什么都依着她。现在到婆家，田里事、家里事，都要她自己做，我怕她立不来，扛不住啊！小甄啊！你有时间要常回家帮帮她呀！”

岳母看着我说，眼睛里含着泪珠。她的话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愧疚的感觉。不过，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毕竟当年的条件就是这样。有多少公社老干部，一辈子都夫妻分居两地。

河汊两套班子里有 10 名国家干部，只有党委书记余登科是双职工，住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