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深处，有一段岁月如同一幅充满波折的画卷，缓缓展开，诉说着那些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被历史铭记的过去。

那是一个秋后，三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温暖的阳光倾洒在乡间小路上，如同金色的纱幔，轻柔地覆盖着大地。路边田野里，金黄的稻穗随风摇曳，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像是在向大地感恩，又像是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丰硕成果。

放学路上，几个同学围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什么。他们的声音如同欢快的小鸟，在空气中回荡。我好奇地凑过去，想一探究竟。走近一看，原来是邢庄的邢长林拿着一只放大镜。邢长林比我大两岁，已有十四虚岁，而我才十二虚岁。他得意地举着放大镜，那模样就像一个骄傲的将军展示着自己的战利品。然而，他却不肯让我看，这让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

我自觉无趣，又毫无办法，便嘟囔了一句：“什么宝 B 东西，我不看了。”就在这时，邢长林突然转脸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枚徽章，并大声说道：“他说徽章是宝 B 东西。”正巧，同方向并行在路上的泽前大队社员马廷建听到了这句话。他立刻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严厉地问道：“是谁说的？”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得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急忙解释道：“我是在说放大镜，没有说徽章。”可邢长林和其他几个孩子却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放大镜，只有徽章。

马廷建立即揪着我们几个学生返回学校，并向学校领导报告，说他听到我说了不当言论。回到学校后，邢长林和其他几个同学意识到如果坚持说没有放大镜，问题会很严重，于是立即改口说确实有个放大镜，而没有徽章。这件事也就暂时过去了，学校也不再追究。

然而，当我中午回家吃完饭再回到学校时，邢长林又主动去找老师报告，坚称他拿着徽章给我看时，我脱口而出“宝 B 东西”。这下问题变得严重了。老师和学校领导找到我，让我承认此事。我当然不会承认，因为这根本不是事实。我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冤枉。学校老师们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如何处置，只好重新组织调查组，进行详细核实调查。

我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与邢长林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陷害我呢？那委屈如同潮水一般，不断地涌上我的心头，让我感到无比的痛苦。愤怒则像燃烧的火焰，在我的心中熊熊燃烧。我仿佛看到自己被一团黑暗笼罩着，找不到出路。

经过一番调查，我终于明白了邢长林中饭后改口作伪证的原因。原来，这一切都源于生产队的派性斗争。邢长林和邢长治是堂兄弟，邢长治当时在我们生产队任生产队长。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前，我母亲还曾认邢长治的夫人为异姓亲戚，我们也曾叫她二姨娘。但在特殊时期初期，邢长治夫妇在别人的挑唆下，加上邢甄两庄的派系斗争，二姨娘竟然在邢长治的指使下，找了个机会与我们家无情地翻脸。

后来经过调解，双方又言归于好。可邢长治气量极小，也没什么头脑，却满肚子坏点子。春天的时候，父亲为证明平二爷爷没有带枪投敌，让他们邢庄及邢氏陷入被动难堪的境地。邢长治作为队长，觉得很没面子。夏季麦场失火事件，虽然我们家赔了不少钱，但他仍不满足，因为母亲既没有坐牢，也没有被打成坏分子游斗。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他费尽心机让邢长林改口陷害我，想把我打造成像祁放一样的“问题人物”，以泄他的私愤。

学校经过反复调查、多方取证，最终没有采信邢长林反复无常的口供，也没有对我采取任何毁誉或批评指责性的言辞。曹建汉老师代表校方来到我家，与我的父母共同协商处理此事。最后，本着缓和气氛、对我成长有利的原则，建议我在家休学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