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国内，沐阳到外交部报道，杨部长见到沐阳后笑着说道，“缅甸政府总统，上百位军政官员，工商界代表，华人华侨代表一起欢送你离任，你这待遇也算空前了。”

“我之前做过四国大使，可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你这种待遇，你现在可是全国知名，也算是咱们外交部的明星人物了。”

沐阳不好意思道，“我也不知道赛茂康总统会弄得如此隆重，确实有些逾越了。”

“这没什么，与所在国政要关系莫逆，更能体现中国外交官的实力吗，别人想有这种待遇还享受不到呢。对了，你的任命已经定下来了。”杨部长道。

沐阳神情一动，“是哪里？”

杨部长笑笑：“呵呵，总说你少年老成行事稳重，看来你也很紧张自己会去哪里任职吗。”

“毕竟关系到今后几年的工作吗。”沐阳道。

“这次你确实要做好心里准备，领导准备派你赴任日本大使。”杨部长说道这里，脸上稍微定了一下，沐阳知道领导肯定有话要说，所以没有搭腔。

“做日本大使可不简单啊，或许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就日本国内现在的形式来说，安三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外交的一大突出转变就是顽固、执着地奉行“制衡中国”战略，在外交与安全战略等问题上处处和中国过不去。无论东海钓岛争端、台弯问题还是南海紧张局势，无论对美、对俄、对韩关系还是对欧洲、印度和东盟的政策，安三政府几乎无一不以“孤立、打击和遏制”中国作为外交的重要目标。”

“重新解释宪法、通过新的安保法案、采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大幅度增加军费等一系列扩军备战行动，构成了日本安保战略的“一体两面”。日中关系，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亚太地区最不稳定的“战略对手关系”之一。受这一战略驱使，安三政府会继续谋求修改宪法、彻底破除“不战条款”对日本外交、军事和海外行动的最后限制，进而与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彻底告别。”

“我曾经在日本做过大使，非常了解日本，安三政府今天奉行的“战略上敌视中国”政策，是近20年来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超越日本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实力此消彼长必然引起不安、甚至恐惧的心理和政策效应，继而会主导国家的外交、安全和战略选择。对于地理位置邻近的中日两国来说，这种“安全困境”的作用就更为明显。”

“目前，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对立依然严峻，两国民众的心理对立和相互嫌弃感不断加深，两国政府对价值体系尊崇存在严重分裂，这种外交和安全关系的恶化更是具有某种“认知结构”而非单纯“权力结构”变迁带来的冲击。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日本外交和战略的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只是到了安三政府时期开始进入“质变”。”

“一个处处与中国作对、在外交和战略上以“挑战和制衡中国”为基本目标的日本，仍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给中国带来沉重的战略压力。”

“安三政府会持续在安全问题上“妖魔化”中国，比如因为我们在南海合理合法合情的维权行动而给中国扣上“现状改变者”的帽子，或把中国视为历史上和军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一样试图使用武力改变现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安三政府事实上是在拼命利用“中国因素”为其赤果果地抛弃和平主义宪法和安保体制张目。”

“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远非很多中国人想象中的复活军国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多方位的对华孤立政策、舆论丑化、外交挑衅和安全威胁。”

“这几年应该说中日关系一直都处在比较困难的状态，发生了很多问题，既有领土问题，也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