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伦丁在华锐实验室里很沉默，除了说一些新药开发中的事情以外，很少聊天甚至说话，有时候，他甚至会用幽怨的眼神看着杨锐做出一个又一个的去铁酮衍生物。

是的，一个又一个的去铁酮衍生物。

杨锐完全听取了范伦丁的意见，决定多做一些去铁酮的衍生物，以资备用。

新药开发是一种很考验人品的事，因为公众对制药企业异乎寻常的高要求，使得临床试验的风险无限增大，同样的化学结构的药品，能在欧洲通过的，不一定能在美国通过，今年通过的，明年不一定能通过。

即使是辉瑞这样的公司，也无法保证自己某一种化学结构的药品就一定能通过fda的审查，不同的化学结构会有不同的副作用，而且，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也不一样，谁也猜不到，你的下一次临床试验，是否会遇到某名病人产生应激反应。

现代临床试验，并不能覆盖全人群，更没有发达到通过基因进行临床试验的筛选，因此，除非是备受公司期待的重要药品，否则，一次临床上的意外，就足以断送一种好药的前途。

而解决方案，就只能像是买彩票一样，尽量多买一些，尽量覆盖的全面一些。

当然，在这样的政策限制下，公众获得并不一定是副作用最小而疗效最出众的药，而是最好运的药。

换言之，杨锐也不确信曾经的印度公司所用的化学结构的去铁酮，就一定是疗效最好，而副作用最小的去铁酮。

同样，杨锐也不确定再来一次临床试验，曾经最幸运的化学结构，依旧能够脱颖而出。

所以，在得到了范伦丁的提醒以后，杨锐只能尽可能的做出更多的活性物质。

而他做出新的活性物质的方法也很简单，抄曾经的仿制药就行了。

不同的仿制药就有不同的化学结构，作为仿制药公司，如果有心要仿制某种原创药的话，他们往往提前三四年甚至六七年做准备，用这么长的时间，弱小的仿制药公司也总能仿制出几种相似的化学结构，继而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仿制药的审核制度比原创药要宽松的多，尽管如此，能通过监管的仿制药也不会太多。

但对扫过药典之类的书籍的杨锐来说，一个国家出现一两种仿制药，全世界的仿制药就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九十年代前后的药品，仿制药的结构专利都失效了，各种仿制药的仿制药更是层出不群，其中一些还颇有创意。

杨锐根本不用考虑太多，按照既定的步骤，将各种不同化学结构的药物依序做出来就行了。

这种感觉，其实有点像是读研时的工作，无非就是实现既定目标而已。

虽然枯燥，实际上也是有些微的成就感的。

毕竟，平均一天做出一种全新化合物这种事，还是很容易让人的事业心爆棚的。

想想普通人用铁皮箍一个垃圾桶都开心的像是做了大事一样，合成一种全新化合物——好吧，普通人是不会在乎这种事的。

就连魏振学，也对杨锐的开挂行为视而不见。

他虽然是化学专业毕业的，也在煤科所工作多年，但中国的化工专业，向来是以吸收西方国家的营养为己任，拿来主义搞的比什么都好，一天做一种全新化合物这种事，有时候还能作为宣传来搞。

然而，范伦丁可不是在煤科所工作多年的。

他在剑桥学习和工作多年，也没见过做全新化合物做这么快的。

范伦丁甚至忍不住给自己曾经的导师打了个电话，双方在电话的最后，听了一分钟对方的呼吸，就算是结束了对话。

自那天以后，范伦丁更沉默了。

魏振学因为给杨锐打下手的原因，找范伦丁问了好些问题，没有得到热情详尽的解释，很是不爽，做实验的时候，就对杨锐道：“这个老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