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大是最早设立了生物专业的学校，因为各种优势地位俱全，北大生物系的学生，继续从事学术和教学的亦是非常之多，有许多就职于包括清华中科院等一流院校中。

校友间的联系，学校间的联系，实验室之间的联系，使得蔡教授只需要几个人帮忙，就能联络到任何一名有资格做成果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学者。

根据不同学者的性格，杨锐又分别准备礼物，然后在一名或两名教授的带领下，前往拜见。

拜见除了送礼，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杨锐和教授们见面，继而有机会说明自己的工作和研究。

这一点，对于学者们，尤其是不知名的青年学者尤其重要。

能够入选成果鉴定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业内大拿，背后少说要背一个牛字。

这样的专家都是极其忙碌的，巨量的工作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且不说，就是有空闲，用脑过度的学者们也宁愿休息，而不愿浪费时间在青年学者身上。

因此，如果杨锐不找人引见，他是很难见到这些专家们的，霍然闯入人家的实验室里毛遂自荐，也容易适得其反。

而若是不提前见面，到时候，鉴定委员会召开，很多不负责任的委员很可能根本没有看过你的研究，凭空投票，冤死也只能怪自己。

或许有更好的体制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就杨锐所知，更好的方法不仅没有出现，此类情况还有所蔓延，比如考研考博的学生，就往往面临见导师的问题，仿佛一次提前面试似的，有没有提前见过导师，区别甚大。

专家教授们的脾性也是不同的。

有的人喜欢收礼，有的人见不得送礼。

有喜欢收礼的，只要字画古玩之类的雅物，也有喜欢收礼的，只喜欢现金或黄金，也有的喜欢烟酒糖茶以证明自己是“礼尚往来”，还有的人，既喜欢硬通货，又不愿意要太明显的现金或黄金，那就只好送些首饰玉器之类的东西。

自然的，专家教授中也不乏清廉高贵者，此类人中好打交道的，只要提前约见，或有熟人介绍，就很容易见面，有不好打交道的，干脆是不收礼也不见面，一切全凭他本人的决定。

杨锐倒是喜欢最后一种人，节省时间不说，结果也更客观。

蔡教授对此却嗤之以鼻，说：“做决断的人，最忌偏听偏信，要是只听一面之词，很容易就做出错误决定，但不听一面之词，不等于说不听人言，全凭其个人决断，说起来简单，别人做了两三年甚至七八年的研究，他一眼就能看穿了？真要是有这样的人，我们把他供起来算了，大家就听他的号令，省下多少功夫？四个现代化说不定转眼就实现了呢。”

杨锐有点苦中作乐的笑道：“最起码，他会自己看一下申请人的论文，还有申请书。”

“那要是实在太忙呢？要是计划下午看，结果实验室出了问题呢？”蔡教授有自己的想法，道：“有些成果的评定结果，影响巨大，评审委员不一定会意识到，我们现在跑过去，就是让他们了解到。你还算好，我们以前跑项目，经常只有火车硬座坐，碰上慢车，一坐就是三四十个小时……”

蔡教授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又说：“现在火车很不错了，还有窗户，我们那会啊，都是闷罐车，到了站，人就争先恐后的往下跑，车里的臭味啊，说不成……”

杨锐莫名的笑了起来，以他的观点来看，绿皮车简直是天底下顶遭罪的交通工具了，不过，闷罐车什么的，显然更进一步……想想一节火车厢里，连一个窗户都没有，或者就在顶上开几个窗户，然后在里面塞上百号人的感觉，确实让人觉得新鲜空气都是享受了。

杨锐与蔡教授一路聊天，一路奔波于国内各大城市。

现在的航班不像是30年后那么多，许多航线都是隔日飞甚至周飞——对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