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先凯！你的电报！到门房取。”办公室大妈刘红梅占据着房间里唯一的电话，每个人的信息都要经她来传递。

苏先凯茫然抬头，大方脸整个是迷糊的状态。

“哎呀，你的电报啊，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呢，赶快去看看吧，别是老家有什么事了，你们那村子在山里头吧，发个电报挺不容易的。”办公室大妈的语气有些古怪。

苏先凯闷嗯了一声，书签放在刚刚看过的位置，出去了。

大妈瞅着他的动作，又觉得不爽，口中道：“天天看英文的杂志，好像就他看得懂似的，还不就是个助教！”

办公室大妈的对面坐着两人，只是笑不说话。

苏先凯出了教学楼，气闷的踢了一脚石头。

他是从太行山里考出来的学生。所谓的革命老区，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却只能说是又红又专，但在学校里，在办公室里，所有人说起太行山，第一印象就是穷。

办公室里的老教师刘红梅更是不时的将“穷”和“山”挂在嘴边。

原因很简单，刘红梅的儿子和苏先凯同年毕业，苏先凯因为成绩好而留校了，刘红梅的儿子却因为只读了不出名的大专，没能分配到学校里来。

两个年轻人不同的命运，却在刘红梅心里扎了一根刺，或许是更年期到了，刘红梅逮到机会，就要讽刺苏先凯两句，方才觉得快活。

自然的，苏先凯是不会觉得快活的。

正相反，办公室里的空气，几乎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如果用后世的语言来评价，刘红梅就是在施展冷暴力。

然而，苏先凯虽然天天都看论文，却对此无可奈何，他可以去实验室，但实验室是多个小组公用的，做完了实验就要出来，他也可以去教室，但教室也是给全校学生使用的，上完课了就要离开。

学校还要求老师坐班，以方便学生来问问题。

很少有人来问小助教问题，于是，苏先凯每天就在图书馆和办公室打转。

因为学校里拿不出经费给青年教师，所以，苏先凯等年轻人必须先做理论研究，只有理论研究做的好了，才能增加经费。

苏先凯迫切的希望能够写一篇理论稿子出来，发表在国家级期刊上，继而拿到学校最高的3000元经费，做自己想做的项目。

拿到经费，开启项目，不仅意味着脱离“新人”阶段，还意味着自己有新的办公室可选，哪怕是最差的项目办公室，苏先凯也可以第一时间搬过去。

中年妇女的怨念，实在是太可怕了。

苏先凯一边为未来做计划，以对冲办公室大妈的邪气，一边加快脚步。

他是极少收到电报的。苏先凯上一次收到老家的电报，还是一年多以前，里面就四个字：母病速归。

苏先凯吓的心慌，连夜倒了几趟车，站着回了老家，结果是母亲的老胃病犯了，住院缺钱，弟弟偷偷的拍了电报。

就是这么简洁的四字电报，苏先凯还被老父埋怨多次。“能吃一笼素包子了”差不多要成苏父的口头禅了。

苏先凯也担心家里有什么急事：秋收在即，莫非是家里的大牲口出了事？牲口得病也就算了，家里人可别得病了……

苏先凯胡思乱想着，进了门房，问道：“大爷，是不是有我的电报？”

门房大爷戴着老花镜看报，取下来看人，见是位面熟的年轻老师，即道：“电报和信都在右边筐子里，你拿自己的，走前记得签名，别拿混了。”

叮嘱结束，门房老大爷继续看他的报纸。

苏先凯只好自己在竹筐里找信件和电报。

一个学校每天的来往信函是极多的，正常人的正常联络都用平信，有的人一天能寄好几封出去，门房的信件还都是寄给老师，否则数量非得增加十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