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项政治哲学理论，对一个阵营有好处的时候，统治者利用它，并不能证明就真心信仰它。

就好像历史上，德国人美国人一开始也是不提保护知识产权的，也不信奉什么狗屁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而是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乖乖执行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谁让他们是后发国家呢，要先山寨别人，有了体量规模，自己成了国际贸易主导者，再来大谈知识产权、自由市场。

功利主义统治者眼里，哲学家不过是一群草完就扔的工具犬罢了。

信仰，得是一套理论明明暂时对你还没好处，甚至对你的假想敌有好处时，你依然坚持它，那才叫信仰。

而刘备在兴平元年五月底、在这一系列抗击天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坚持灾异和人君失德没关系，坚持以积极抗灾、人定胜天的姿态面对灾异”的操守，着实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也第一次让内部官僚、百姓、乃至躲在弘农的皇帝、外镇的其他诸侯，都看到了刘备和李素是有原则的人。

李素不仅平时疯狂驳斥“天人感应”，而且在“天人感应论现在明明对刘备有利、能利用它来借故换掉失德皇帝”的情况下，依然驳天人感应。

就在刘备和李素亲自当众吃蝗虫，并且让李素陈明灭蝗的科学道理之后，没过几天，当时的所作所为和辩论因果，就传到了弘农的刘协那儿。

刘协虽然早已比较放心，知道刘备大概率不会害他，但也正是到了这一刻，才算是完全、彻底放心。

而且刘协本人也是完全发自内心真心诚意地相信了“殿兴有福论”，从此全力作为中央朝廷的官方意识形态，不遗余力推广，把皇帝仅剩的那点权威劲儿，都往这事儿上使。

毕竟这对刘协自己就有好处。

李素也就进一步从一个被皇帝夸为“知天命”的高级文臣，渐渐上升到了“头号官方意识形态权威”。

而对刘备来说，虽然暂时没有好处，但如果他最终还是得了天下，就会得到一个权威性更稳定，官僚和武将阶层也更不敢谋逆谋篡的国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备的态度可谓是还没得天下，就已经在为未来会得天下的人添砖加瓦。

而且，这种权威性，并不怎么影响百姓真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反正百姓不读书，一个王朝如果最终真因为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尖锐该被人民推翻时，那什么哲学理论都是扛不住的。

这种“殿兴有福”带来的权威性，对付的主要是读过书的权臣，和武将的不臣野心，也就是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赃不匀篡逆，对划时代的革命没多大影响。

李素一贯坚信，乱世分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狗咬狗。统治阶级内部分赃不允导致的战乱，对百姓不是好事，只要还是皇帝统治，单纯换个姓没法带来社会进步。

他从来不反对革命，反对的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种狗咬狗的屠戮。

……

长远收益不是一两天看得出来的。

不过站在李素个人的角度，那天舌战群儒之后，他的忙碌却并没有结束，反而才刚刚开始。

蔡邕刘巴的到来，意味着一连串新的动作，新的布局，李素有n多事情要交接，忙得脚不点地。

连眼巴巴从南郑赶来伺候他的美婢，都没工夫宠溺。

五月二十七日，会议后三天，大司农张义彻底恢复了健康和精神状态，然后刘备也没为难他，只是借蔡邕的公议，上奏皇帝把张义平调为太仆。

毕竟九卿死了从贼了六个，只剩下三个活着，平调的空缺还很多。太仆管的是皇帝的銮舆，有时候还掌握京师军队的马政、后勤。

张义只是仗义执言，提提意见，不能因言罪人。

不过实际操作中太仆职权可大可小，如今皇帝